珠珠不是超模,却算得上所属经纪公司的“王牌”。这位25岁的乌克兰女孩,每周有4天要奔波于桐乡、义乌、常熟……她对几条线路的高铁班次了如指掌。
同样来自乌克兰的21岁模特维多利亚,在朋友圈里晒出的好几张照片,背景都是高铁车厢。
这些外籍模特的驻地在上海,频繁穿梭于不同的长三角城市间拍摄,在圈外人看来奇特,在圈内却极为普遍。
不久前,有位曾在中国当访问学者的美国人带着他的纪录片参加国际电影节。片子聚焦了一个关于“外国人租赁”的隐秘群体——“白猴子”,并称这是中国二三线城市“追求国际化”的产物,“只要你有一张外国人的脸,就会被放在舞台上表演,或者在房地产活动中扮演建筑设计师、乐手等角色”。
果真如此?记者广访沪上“老外”模特,却发现,虽有商家对“国际范”的热情不减,但更多时候,正日益国际化的城市本身,在乎的已不再是一张所谓“国际化”的脸。
中模、外模的界限,已不明显;外籍模特和中国模特的价格,趋于持平。时尚度、辨识度、影响力,才是越来越重要的因素。“只要有一张外国人的脸”的时代,已经过去。
“中国的市场太大了”
珠珠在找一根发带把头发绑起来。出于模特的“职业病”,她对今天造型不满意,觉得必须要以完美的面貌来见记者。
等她的工夫,记者在这家模特经纪公司大厅浏览一整面墙的模卡。模卡上印着人名和照片,近200张,一排35张,按身价高低由上往下排列。最上面一排属于王牌,珠珠的照片就位列其中。
记者到的时候,大厅里正在试镜。
对于初次闯进模特世界的人,试镜是一个打破价值观的过程——在这里,人仿佛商品,外在条件是唯一标准。
过程安静而直截了当。来自杭州的一家休闲服装客户很快选中一位“走可爱路线”的女模,其余的女模各自安静散去。
令客户头疼的是男模。他们挑出了两位,让其分别与选中的女模搭档,最终决定选那位略嫌成熟的男模。男模从随身携带的大背包里拿出厚厚一本作品集,很肯定地解释,“我把胡子刮掉就不那么成熟了”。
紧随其后,是一场内衣服装的试镜。外模们换上棉毛衫裤,迎着镜头以几乎2秒的频率变换姿势,拍摄样片。客户并没有来,这些照片将被远程发送给他们挑选。一家海宁的内衣服装公司工作人员说,内衣公司用外模做模特是老传统了。
作为王牌之一,珠珠已不需要经历这样的试镜过程。她手上有好几个稳定的合约,涉及电商服装拍摄、画册、珠宝展示等。
她所在的模特经纪公司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厦门等城市都开设了分公司,义乌还有办事处,每一家都可能给她“拉活儿”。其中,上海、杭州公司为她带来的电商拍摄占据她业务的大头。
老牌的模特经纪公司是看不上电商拍摄的,认为“低端”、“廉价”、“只有没身价的小模特才会去拍电商”。而一位行业内的文化公司经理说,如今,“全世界的超模都来长三角接单,甚至不惜把价格压得很低”。
“你想一个国际大牌,就算它春夏秋冬四季(都拍摄),每季就算5个超模,一年也就用20个,而全世界来了这么多超模……中国的市场太大了。”
“我只想做真正的模特”
面试并不都在公司内举行,需要去分散在上海周边的影棚或工作室。忙的时候,一天要赶12场面试。公司通常给外模们安排车或经纪人助理跟单,不然他们会找不到地方。
与其他外模不同,珠珠是个让经纪人觉得省心的模特。无论面试还是拍摄,她从不需要人跟单。
她和男友合租在新天地附近一间带花园的两室公寓。男友是同一家公司的签约模特。公寓的每月租金7000元。他们养了3只猫,都是收养的流浪猫。
“我也不懂,为什么我的工作地点都不在上海。”她耸耸肩,表达对频繁出差的无奈。她有时坐大巴,有时坐高铁,取票、改签都不是问题。有时上午领着箱子刚回到住处,一个电话,下午又要拎着箱子出发。即使是在新年、圣诞节,也可能临时接到拍摄任务。她唯一提出的请求是,当天能够回到上海。
珠珠是在刚上大学17岁时,走在乌克兰的街上被星探发现的。那时她在一所师范大学读英语教育专业。她的父母收入微薄,师范大学是免学费的,她不想给父母添负担。
她从未想过要当模特。她觉得自己不够好看,额头太大,而且在乌克兰,模特这行挣不了多少钱。乌克兰几乎没有服装产业,她所见到的服装几乎都是“中国制造”。但她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签了约,被母公司第一站送去日本。日本工作2个月后,她挣了点小钱,“超开心”。
过几个国家以后,她发现,日本行情不稳定,有时呆上2个月,一个活儿都没有,但在中国,“每一次来,都可以挣到钱。中国有太多的挣钱机会”。
这些年,她靠远程学习陆陆续续修完学分,拿到本科学位,但已不再想从事英语教师的职业。她认为模特工作也有价值。比如她最自豪的一次,是她拍摄展示的一件毛衣,销售超过100万件。
她在上海所挣的钱,一个月抵家里一年。她现在已为父母购置一辆二手车,还买了电脑和手机。“这是我应该为他们做的。”她说。
东欧经济不稳定,越来越多的东欧模特来到中国。当各方面条件达不到职业模特的标准时,他们就退而求其次,从事夜场秀这类相关工作。
珠珠说,有次她参加一家大型商场的开业活动,被要求装扮成米老鼠,给顾客发传单。当天活动结束后,她跟活动方说,这好像不是我该做的事,“我只想做真正的模特”。
“如果我表现不好,还有其他100个人可以选择”
珠珠最近一次拍摄是在一片废弃的工厂。
任务是为一个著名时尚品牌拍摄画册。模特们身上的新衣,与斑驳、生锈的厂房形成了强烈冲突感。摄影助理播放着节奏感十足的背景音乐,帮助模特寻找感觉。轮到珠珠时,她穿着猫跟鞋,大步行走、旋转、撩发。另一位外模是以断砖乱瓦为背景。助理小心协助模特爬上砖堆,效果的确惊艳。
珠珠说,这是几年来感觉最好的一次拍摄。
这种感受,在拍摄电商样片时很难实现。不同于杂志拍摄一期按天计费,为服装企业拍服装样片是按小时收费。每名外模的收费是每小时900元到1500元之间,通常4小时起。
模特由于不同知名度和定位,会有不同身价,不同的工作量、肖像权投放平台和使用周期所带来的酬劳也不同。
店铺内和灯箱上的广告费用最高,一般在万元以上。此外,还有一些走秀活动,费用在2000-5000元,但是要提前一两天参加彩排。
时间就是金钱。在拍摄服装样片的几小时内,她需要在半分钟左右完成换装,总共换装拍摄200套到300套。在大多数拍摄点,她到达、化妆、拍摄、离开,那里的人们不会和她多说一句话。“我很想和他们交流,但他们似乎对我没有兴趣。”
7年里,珠珠撂过一次挑子。那是在广州。换装时,她已尽量快速,但依然达不到对方的期望值。
一次换装完毕之后,一位女子“啪”地拍了她的肩背,粗鲁催促,“go(走)!”
“我很难受,一下子就哭了。我说你不可以这样,这有点过分。我是模特,但我更是一个人,你必须尊重我。”她当天没有要钱,直接走了。
只要没有肢体上的侵犯,她觉得都可以忍受。
服装拍摄往往是反季节拍摄。比如夏季拍冬季衣服,当影棚空调不管用时,就会令人崩溃。“那不是几件,而是200件、300件。你不停地流汗,衣服粘在身上,很恶心,也很疲惫。我只能一遍遍告诉自己,我必须站在那里,这是我的工作,我要表现专业,不要对他们生气,这不是他们的错……我必须控制自己。如果我表现不好,还有其他100个人可以选择。”
许多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。比如在一些小城,化妆师水平不佳,妆很丑。她把照片给爷爷看,爷爷却认不出,问,这是谁?“但如果他们对我好,给我水喝,给我间歇休息,我就已经很感激了。偶尔他们会问我:怎么样?喜欢吗?我说,喜欢。”
有时,一些摄影师会对着她喊:“表现得性感一点,再性感一点!”珠珠说,她很想反馈告知,真正的性感是可以通过眼神、表情来传递的,而不是通过暴露。
更多的拍摄记忆是美好的。她记得有一次去三亚拍摄,客户特意为模特们多订了一晚的宾馆,让他们可以多玩一天,令她感到暖心。
她和经纪人相处像朋友一样。要改发色、纹身,或是生病之类的生活问题,她都会向经纪人及时报告。
“外模只是外模,没什么特别”
48岁的郑屹,是珠珠所在模特经纪公司的集团总裁,业内人称“模特教父”。
这家公司总部坐落于上海。与其他老牌经纪公司发展的路子不同,郑屹最开始就是做外模。2003年,公司刚开始筹备,他和合伙人到大街上找外模,现在还清楚记得,签约的第一位外模是来自俄罗斯的姑娘。
在郑屹看来,互联网给模特行业带来的变化势不可挡。
他的公司在2015年底做过一次数据汇总显示,过去“走秀+展示+画册”几乎占据全部业务,而2015年底三者加在一起只占25%,其他75%均为新业务。传统服装行业对模特的需求保持高位,但增长缓慢;地产、游戏、金融、互联网等行业对模特的需求量则急剧增长。即便是在服装行业,业务形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奢侈品走秀比以前明显减少,走秀业务的比重由2010年的91%下滑至2015年的55%。画册几乎不拍了,企业的订货会也不办了。温州一家知名服装企业,以前每年举行十多场经销商订货会;杭州更是全改电商了。
公司资深经纪人说,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,这几年长三角的电商拍摄对外模需求增幅如此之大,杭州分公司在近两三年外模的业务量已与上海的业务量持平。
一般来说模特每月有3万至5万元收入,百万则是天花板。“但杭州因为电商发达,会出现每年一两百万元收入的模特。”郑屹说。因大量网络模特涌入长三角,2016年浙江义乌发布了全国首个《中国电商网络模特行业白皮书》及电商网络模特服务规范。
客户对外模的需求也在变化。一张代表国际化的白人脸,在10多年前或许比中国模特更有竞争力。但如今客户对中模、外模的界限已不明显,外籍模特和中国模特的价格趋于持平,时尚度、辨识度、影响力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。“外模只是外模,没什么特别的。”一位老牌经纪人说。
电商拍摄的模式不断推陈出新,甚至出现共享经济——拼单拍摄。这让超模对淘宝小店也并非遥不可及。有些淘宝店的规模不大,会委托给第三方来管理店铺、拍摄样片、上新等,第三方公司则会雇佣一位模特为好几家淘宝店铺拍摄样片。
“这是我想生活的城市”
目前的模特行业,有人在做平台、有人做模特微商、有人做模特社群。郑屹认为,“新的商业模式取代了之前的模式,客户企业都在做大的改变,模特行业怎么可能不变?只看颜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模特必须有点加分的东西”。
珠珠却对这改变略感苦恼。欧美等地,客户寻找模特时已将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作为选择标准之一。但她不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。“这相当于把工作和生活搅在一起。我不懂,模特的优劣和她有多少粉丝有什么关系?”
但她也不得不认同一个道理:身为模特,最终目的,还是提高商品销量。
如今,珠珠正在考虑的是不再当“旅行者”。
外模们持工作签证来到中国,经纪公司每3个月左右调换一批新的模特,所以模特们也常被称为“旅行者”。
珠珠在北京、广州、香港、上海都住过以后,觉得上海是一个“想稳定并长久居住”的地方。
在她眼中,这座城市非常友好。“上海几乎大多数人都会说英语。”
小区楼道里一位退休阿姨,像她一样爱流浪猫,常常买猫粮喂野猫,也会说英语,偶尔还和她交流几句;她有一次打车忘带现金,就问一位也在打车的老先生可否借她现金,她转账还他,可老先生先让出租车把她送到小区门口,分文没收。
维多利亚也打定主意在上海生活。12岁时,她跟着做生意的父母来过上海,走到外滩时,她在心里对自己说,这是未来我想生活的城市。几年后,她在这里成为模特。
“在这里,我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是外国人。”珠珠说。
|